错错错手机铃声1960年3月23日，周总理办公室电话铃声响起，工作人员立马接听，对方自报家门：“我是中央人民银行代表，此次来电想询问，3月18日我行按照周总理批示，转让二十万元现金，该如何下账？” 　　这通电话，让工作人员震惊不已，毕竟周总理从来没有类似批示。央行代表听了后吓出一身冷汗，随即将信件送到周总理办公室，在仔细核对后才知批示是伪造的。 　　很快，周总理就知道有人打着他的名义诈骗，当即震怒不已，下令公安部十天内破此案件，公安部人员快速破案，仅用了八天就将新中国头号诈骗案侦破，这到底咋回事呢？ 　　1960年3月18日傍晚，一个穿着呢子大衣、皮肤黄黑、瘦高个的中年男人来到央行总部秘书室。 　　“我是国务院工作人员，替周总理为行长传达一封信件。”工作人员刚想说话，男子将一封信件从包里拿了出来，信封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几个大字，且还标注“速送（下午5点40分前送到）”。 　　办公室人员见状，知道此人来头不小，不敢有任何怠慢，当即将文件拿了过来，在指定位置签上了自己名字。男子见状，收起文本，淡定从秘书办公室走了出去。 　　工作人员随即又马不停蹄地来到行长办公室，因行长不在，秘书打开了信封，只见其中有一份公函，上面有周总理的批示，写着： 　　总理： 　　主席办公室称下午9点，西藏活佛将举办讲经会，主席特批拨款修缮寺庙，以表达我党对宗教自由的支持。据此，拟定拨15-20万元，能否？请批示？ 　　1960年3月18日 　　在报告的空白页有周总理的签名以及日期，在左边空白页，周总理特意批示：“请央行立马拨款二十万元现金。为了避免欧美国家的记者造谣，请拨流通旧票，且要拾元票，认真包装，7点前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手里。” 　　行长秘书经常处理周总理的各类文件，因此对周总理的字迹比较熟悉，尽管她内心有些顾虑，这一做法违反常规，但还是认为这封批示就是周总理本人批示的。 　　行长秘书看了下时间，这才发现快下班了，时间比较紧急，容不得多考虑，一旦因核对信件浪费了时间，以至钱款没有及时准备，那可就是过错了。 　　随后，她立马打电话给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说道：“北京分行吗？30分钟内准备20万元现金，这是一项政治任务，马虎不得，你们赶紧准备，我让计研局王副局长下达送款通知。” 　　因此时中国银行的行长们多带着局长去往下面调研了，因此主持重大任务的都是计研局王副局长。 　　随即，行长秘书将文件传送到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内，并告诉对方，她已经让北京分行准备款项了。王副局长看了文件后很是好奇：“二十万元可是一笔巨款啊，为何不是直接通过财政部拨款呢？” 　　当时中央拨款的惯例都是国务院办公厅和银行领导联系，达成统一意见后，再由银行领导在内部通知，工作人员即可按照指示操作。从来没出现过国务院直接用公函方式向工作人员传达指令的，因此王副局长很是怀疑。 　　不过行长秘书还没解释，王副局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对方自称是总理办公室人员，咨询二十万元是否准备妥当，总理已经在催促了。 　　王副局长听了后，连忙说道：“好好，我是总行计研局的，20万元我们已经准备了，七点前一定将这笔钱送到民族饭店，请转达总理，让他放心。” 　　这通电话一打，王副局长也开始着急起来，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也没有办法仔细核对信息，连话筒都没放下，就立马给北京分行工作人员打了电话，说：“贰拾万元准备好了没，我让发行局过去取钱，让他们立马将钱送到民族饭店，并交给在大堂等待的赵全一手里。” 　　发行局朱科长接到指示后，立马带上科室两人来到北京分行，并按照要求取了贰拾万元旧票，并将其包装好，装到两个袋子中，随即将钱抬到小轿车后备箱中，很快就来到了民族饭店。 　　不到7点，朱科长等3人就将两麻袋的钱抬到民族饭店前厅。当时的天还很冷，北京的天气依旧严寒，但朱科长三人浑身冒了汗，毕竟当时市场流通的多为“分”、“角”、“元”，最大的面值不过10元，因此二十万元装满了2个麻袋。 　　随后，朱科长来到前台咨询“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人在何方，旁边一个沙发上，一个穿着藏青色中山服、黑色呢子裤、佩戴军式帽子的人，走到了前台，回答称：“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不是中央银行总行的？款子带来没？” 　　朱科长看着眼前的这个男子，心里的大石头可算落地，问道：“我们没耽误你事情吧？”赵全一笑了笑，指着钟表说：“不不不，你看，这不是很准时吗？” 　　紧接着，赵全一拿出了“介绍信”，上面还盖着“总理办公室”的章，写着：“今由西藏工委事务部赵全一同志领取二十万元整，致中国人民银行！” 　　朱科长看了介绍信后，并没有想太多，毕竟王副局长指示的事情，他生怕完不成任务，怎么会想到诈骗一事呢？ 　　看了对方提供的“介绍信”，他自然是深信不疑，让对方写一份条子，这样自己好回去交差。 就这样，“赵全一”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在上面写下“今收到20万元现金”，交给了朱科长。 　　不过朱科长看了后有疑问：“这怎么没有公章呢？”赵全一听了后笑了笑，说：“公章忘记带了，介绍信上有公章，你们可以将介绍信拿回去啊！” 　　朱科长听了后，也没有过多考虑，将那封“介绍信”接了过去。如此一来，二十万巨款的交接工作就此达成。 　　不过考虑赵全一一个人扛不动两麻袋子的钱，朱科长表示愿意帮忙搬到办公室内，但对方当即拒绝，说：“你们赶紧回去吧，要抓紧向领导上报工作，免得你们行长顾虑。” 　　随后，赵全一让饭店工作人员，帮忙将装有20万的麻袋子扛到电梯内。朱科长一行人就此走出了饭店，大家高兴说道：“任务圆满完成！” 　　一个小时后，赵全一将两个麻袋子搬到大厅，工作人员帮忙驮到了自行车上，很快，赵全一骑着自行车带着20万元消失在夜色中。 　　几天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回京，得知20万元巨款一事，认为应该请示总理办公室，这笔钱该怎么入账。谁知，一通电话后才知，周总理从来没批示这么一笔巨款。 　　行长得知后，吓得当即将公函以及“介绍信”等原件交给总理办公室，在查证后才知道，这是一桩诈骗案，也是新中国头号诈骗案件。 　　中国人民总行随即报案，公安部听到后快速调查。很快消息传到周总理耳边，他得知有骗子伪造他批示的公函，诈骗20万现金，当即愤怒不已。 　　毕竟1960年正处于“3年灾害”期间，当时我国经济比较困难，人民的生活水平拮据，20万元可是一笔巨款。 　　很快，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谢富治交代了此案件的前因后果，周总理说：“既然案情你们了解，那就抓紧行动，别让人民的血汗钱受到损失，我要求公安部十天内侦破案件，将犯人抓捕归案，给人民一个满意的答案。” 　　因周总理亲自指示，谢富治很是重视，立马打电话给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让其从山西回到北京侦破“20万元诈骗案”。 　　很快，杨奇清就赶往北京，并就此诈骗案成立专案组，专案组很快到达民族饭店，并对与案件相关的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回忆案发时的具体情况，还模拟了当时的情况。 　　同时，公安部还利用报纸、广播发动广大群众，一同参与到此案件中，且还申请军队支援，让其在基层走访排查。 　　3月25日，杨奇清亲自向周总理汇报案件，并表示已锁定北京、天津、上海这三所重点城市，周恩来听了后，说：“今天25号，我要在一周后，听到你的破案消息。” 　　周恩来并不是商量的口吻，而是直接命令，杨奇清听了后，立马行了军礼，说道：“请总理务必放心，我保证在规定时间内破案。” 　　在杨奇清的指示下，京津沪三地公安人员立马进行了侦查，并根据银行人员的回忆，绘制了嫌疑人“赵全一”的面貌，但收获不是太大，只知道是穿着毛呢衣服的瘦高男人。 　　很快，五十万人民群众自发参与到破案中，见到大街上穿着毛呢大衣的男人，大家都会格外留心并确认，不过因掌握的线索比较少，案情陷入了僵局之中。 　　杨奇清在思考后，认为直接搜查人难度较大，应该在嫌疑人的信件上入手。而公安局侦查科的刘文科长是一个办案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杨奇清决定让他对这些文件进行调查。 　　很快，刘文就拿到了公函、信件，和几个文检同事连夜进行查证，通过对字迹的鉴定，发现这些字均是一个人所写的，且这个嫌犯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对公文格式比较熟悉，且还刻意模仿周总理的字迹。 　　刘文带着技术小组连夜侦查，发现装“公函”的国务院文件袋有擦拭痕迹，且还二次封口，如此来看这是一个旧信封。 　　此外，“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等文字，是利用钢板、蜡纸等加印上去的。而“总理办公室”盖章，是利用水彩笔绘制的。 　　为了确证这封旧信封是哪个单位的，技术人员对纸张纤维以及印刷字体进行了鉴定、分析，认为这个信封是1959年6月印刷的浅棕色牛皮纸信封。也就是说，这个信封在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都能通过文件往来调查到。 　　刘文科长还发现信封上被擦拭的痕迹，为了得知信封上被刮去的原字迹原文，技术组又利用了红外线以及紫外线照射，尽管发现了部分字迹痕迹，但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信息。 　　公安人员还想到利用原子放射同位素进行检查，看看有什么结果，不过依旧没有发现任何对案件有价值的信息。还有技术员提出对文件的笔墨成分分析，判断墨水牌子，从而确定使用者身份，但因查证难度大，同一牌子墨水使用面广，只能选择放弃。 　　技术组只能从批示信件的印刷特征，从而判断其来源。在鉴定发现，批示信件所用的为八开纸、中间有折缝花纹，左右印有十五个横格，这是十分普通的稿纸。但当时纸张紧张，不少单位自行加印制作，加印后的信纸有不同特征。 　　很快，技术组将批示信件的稿纸印刷特征发放到各大单位，并要求各单位清点库存，以调查纸张来源。在技术员接连数日的调查下，在取证、调查鉴别中，确认嫌犯所用的纸张出自外贸部。 　　调查到这里，案件有了重大突破，每个断案人员都比较兴奋。4月2日上午，公安部通知外贸部对内部人员档案排查，并对所有人员3月18日下午的行迹进行调查。 　　下午，刘文带领八个技术员来到外贸部，对所有工作人员的档案进行逐一排查。外贸部常务副部长也称：“从我开始查起，我下面的所有人档案都可查。” 　　4月3日早上，技术员贾大光来到了外贸部，保卫处处长张敏将一份档案交到他手里。贾大光接过来一看，这是“王倬”档案，不过他的曾用名为“赵全一”，这就耐人寻味了。 　　贾大光立马向科长刘文汇报，刘文让其别声张，他立马就往外贸部赶去。通过鉴定，发现王倬字迹和诈骗信封上的字迹一致，此人有重大嫌疑。 　　从档案中可见，王倬时年三十六岁，辽阳人，加入过三青团、青帮，曾在国民党特刑庭工作，1949年北平解放后，报考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到陕南军区卫生所工作。 　　1950年抗美援朝打响后，青年人都在积极参军，但他的同事王国昌却不愿意参军，找到王倬，希望其能帮自己伪造路条，就这样，王倬为其化名“赵全一”避开责任。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那个王国昌前两年还找过王倬，为了能让其在北京多待几天，王倬为其办了临时户口，所用名也是“赵全一”。 　　不过因无法确定“赵全一”是王倬还是王国昌，刘文决定先调查，等进一步确证后再逮捕。但当刘文等人离开时，和王倬同一办公室的董林叫住了他们，称王倬就是“赵全一”。 　　董林解释说：“首先，当天下午，王倬请假没去工作，称带他母亲去医院治病，但其实他并没有带母亲看病； 　　其次，办公室的同志一起聊天，说起了近日的诈骗案，当说起嫌犯的眼睛很小时，我随口说老王，你的眼睛可很小啊。这只是玩笑话，谁知道他气急败坏，冲着我说我诬陷他了。他可是从来没发过这么大脾气的，这就是做贼心虚啊； 　　再然后，这几天单位让每个同事写上毛笔字、钢笔字，但王倬一直不配合，不敢当同事的面书写，费了好大劲才写了扭歪的字。一个同事好奇，说他平时写字这么好看，为何今天写成这样。王倬说他骑车子摔倒了，不好拿笔，这显然是怕暴露他的字迹。” 　　董林这番话引来了刘文的重视，对锁定嫌犯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技术组还发现王倬案发当天曾借用过钢板，这更是让人怀疑，王倬就是重大嫌犯之一。 　　不过因生怕他有同伙，警方并没有立即抓捕，生怕打草惊蛇，同时也要明白王倬将二十万赃款藏在何处。随后，警方派人轮流对王倬监视。 　　4月4日清晨，警方发现王倬家的烟囱冒出了阵阵浓烟，且还有着刺鼻的油墨味，生怕王倬将赃款销毁，立马将此事向上级汇报。领导得知后，让干警们当晚就进行抓捕。 　　4月4日夜，警方将王倬家包围起来，并由一个干警悄悄翻过墙，将大门打开，随即一众干警进入王倬家，将正熟睡的王倬抓了起来。 　　警方还对王倬家进行了搜索，发现一部分钱被烧毁，还有不少没烧干净的纸币碎片。没多久，大家又在地砖下搜索到了19万赃款。 　　起初时，王倬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办案人员直接将赃款摆在他面前，他这才供认不讳，说出了自己的罪行。 　　1952年9月，王倬被调到外贸部出口局就职，起初生活水平还算可以。不过1960年时正值三年灾害，当时经济极为困难，物资也十分匮乏，生活物资都需要靠票据购买才行，一个老母鸡需要五十元。 　　王倬出生于剥削家庭，从小就安逸享乐，但当时他的月薪才几十元，不愿意过上苦日子，满脑子都在想着如何赚大钱。但他不经商，也不掌管经济，如何才能捞到大钱？ 　　1960年2月，王倬无意间发现处长正处理上面安排的事情，纸条子上简单的几个字，连公章都没，但处长却非常重视，且快速解决此事。 　　王倬看了后内心一动，如果自己冒充中央级领导，那是不是就可以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如果以总理的名义去诈骗银行，一定也能畅通无阻。 　　就这样，王倬每天回到家就苦练周总理字迹，尤其是“周恩来”这几个字更是练习无数遍。王倬本身就受过高等教育，再加上天赋异禀，有一定的书法功底，一个多月就将周总理的字迹模仿的以假乱真。 　　之后，他又练习如何雕刻公章，并从百货店里购买刻刀、毛笔、蜡纸、印泥等，还从单位找来了信封，并将上面原有的字迹清除干净。 　　一切准备就绪后，3月17日夜，王倬先是以周恩来的口吻写上“批示信”，还特意在信封上写着“限时、速办”，让银行人员没时间去验证真假。 　　王倬还打着“主席”的名义，以表达最高权威的意思，让银行人员不敢去怀疑。同时，拨款的理由是修缮寺庙，这类消息媒体曾报道过，且符合当时民族平等、宗教信仰等政策。 　　王倬自认为自己的计划谨慎周密，却因“赵全一”这个化名被抓住把柄。伪造公函时，他的内心比较紧张，脑子里情不自禁联想到好哥们王国昌曾用过的化名。 　　3月18日下午，他借口请假陪母亲看病，四点他骑车回家，拿着手提包就奔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走去，到了银行后直接闯进了秘书办公室，没有受到任何质疑，顺利将“公函”送过去。 　　出了门后，他又回家换了身衣服，来到民族饭店，等着银行方面给自己送钱。一切都按照他计划的那样进行，并用自行车将两麻袋的钱带回家，一路上用了一小时四十分钟，到家后已是气喘吁吁。 　　王倬本想将钱埋起来，不料他的母亲刚好起夜，问他做什么。王倬只是说从银行借了一些钱，很快母亲就猜测这笔钱来路不正，劝说他及时将钱还回去，但财迷心窍的王倬并不听从，还说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接下来等着享福吧。 　　然而，这笔钱王倬还没花出去，北京就开始了“大检查”，外贸部也接到了警方的通报，此时的王倬内心很是紧张，每天提心吊胆，但这么大一笔钱，根本就藏不住，他只能每天烧上一些，为了怕人闻到味道，王倬还买了消毒水。 　　但因觉得烧的太慢，王倬索性挖了个大坑，将钱藏在其中，并放上煤球。但自以为天衣无缝的王倬，还是在事发后十天被警方抓捕。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决死刑且即刻执行，他母亲也因包庇罪被判决十五年。 　　这就是原创过错手机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