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虫歌谱简谱今年9月，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承办的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正式上线，在1000余万页的史料里，此前不为人所知的抗战音乐家代表陈田鹤露出丰富的面貌。 　　记者/刘畅 　　陈田鹤大女儿陈晖（右）与二女儿陈敦丽（蔡小川 摄） 　　陈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60余年后，自己的父亲陈田鹤会被音乐界以外的历史研究者关注。 　　今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承办的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正式上线以来，依靠1000余万页的近代文献资料，引来全国的近代史学者和爱好者关注，数据平台的工作人员此前一边整理数据，一边组建读者微信群，向读者们征集抗战史料。陈晖由一位网友引荐给工作人员，他们发现陈晖存着父亲的大量手稿和笔记，一位在抗日战争期间创作44首抗战歌曲，与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创作《到敌人后方去》的冼星海同等重要的音乐界抗战群体核心人物走入历史研究者的眼中。 　　作为国统区最高音乐学府的教授，陈田鹤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为近代音乐史所关注。回想父亲陈田鹤抗战岁月的经历，陈晖的思绪被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牵走。 　　“轰炸来了。妈妈抱着我躲进防空洞，不停地吃带进来的粮食缓解紧张，爸爸则每次都要抱着恩师黄自的《长恨歌》的手稿，直到那些乐谱被出版成石印的乐谱，再不会有遗散的可能。”如今年过古稀的陈晖在日军战机威胁下的重庆青木关出生，在当时的音乐学院度过自己的幼年。 　　与昆明的西南联大类似，那所音乐学院是战时的产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及西南各省陆续聚集了不少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师生及一批来自北京等地的音乐家。为此，教育当局于1940年11月，在重庆创办了一所音乐院。因校址建在青木关附近，又称青木关音乐院。 　　陈田鹤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奠基人黄自的“四大弟子”之一，1939年来到重庆，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做教员，青木关音乐院建成后，他在其中担任教务主任，教授作曲。 　　陈田鹤29岁时留影 　　学院盖在山冈里。曾经的学生回忆，山脚的一排茅草房是教室，山顶的破旧堡垒是宿舍，从教室到宿舍要爬300多级台阶，每日往返许多趟。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们手提一盏四面装有玻璃的油灯，往返在去石梯和山坡琴房的小路上，山头的灯火似萤火虫的尾光，松涛入耳，如雄壮的交响乐。 　　那些诗意是苦难生活的一瞬。教学的常态是，全校只有四五架钢琴，学生为了抢早上半小时的练琴时间，甚至晚上睡觉不脱鞋。声乐系的学生每周有三节课练琴，其中一节是弹“双手万能”钢琴，“钢琴”上刻有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双手万能”的题字，两手弹下去，琴键却弹不起来。而身为教务主任，陈田鹤自己家里没有收音机，研读名家名曲全靠脑力记诵，只有遇到解不开的地方，才会跑到学生琴房弹弹试听。 　　这样的环境下，陈田鹤1947年离开时，共培养了近百名学生。抗战胜利后，经过解放战争，青木关音乐院成为如今的中央音乐学院，受他教诲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等中国各大音乐院校的创办者和骨干。 　　陈田鹤的学生回忆，陈田鹤用英文教学，对学生一板一眼，但他作为作曲教师，不讨论时事，他的态度都在行动里。早在“九一八事变”后，还在求学的陈田鹤便创作《认清敌人》《我们要夺回失去的地》等抗日歌曲。6年后爆发“八一三事变”，他曾在《战歌》周刊中写道：“敌人的铁骑在我们的领土上横行，我们每一个民众的心中都坚决发出反抗的呼声，这呼声就是诞生歌曲的母亲。”当时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的陈田鹤身体力行，接连创作《八一三战歌》《孤军守土歌》《巷战歌》等歌曲。从上海到达重庆后，他加入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担任理事，并继续创作《制寒衣》等歌曲。这些歌曲后来传入台湾，部分被编为军歌。 　　青木关音乐院教学时，陈田鹤加入国民党，但此前几乎不为人知的是，他在上海创作的许多抗战歌曲是根据当时中共地下党送来的歌词写成的。而上海沦陷之后，他仍逗留了一年有余，与常到曲协联系工作的地下党殷扬往来密切，后者乃共和国成立后的上海市公安局长。 　　陈田鹤与中共的这一段历史，使抗战音乐的创作与革命的关系变得更为丰富，而除了导师是黄自，他的岳父是近代教育家、弘一法师的好友陈哲甫，妻子在学生时代与江青相熟，陈田鹤个人的家世与抗战时期的历史值得关注。那却只是冰山一角，他的作曲风格、收集民歌、创编中国歌剧的意义，开始被重新认识。 　　1941年，陈田鹤创作抗日歌曲时，曾自己填词、作曲，为未婚妻谱写一首《怀念曲》。“曾记得静夜里携手偕行，同看那湖畔的渔火星星，如今我独自伫立高岗上，怀念着往日的故人似梦幻，惹起了内心的惆怅与悲叹。”哀婉的歌词配上F和声小调的旋律，变音穿插其中，呈现出陈田鹤艺术歌曲的风格。相比战歌，艺术歌曲是使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乐坛知名的曲类。 　　“那时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学声乐，贫寒家的孩子才学作曲。”陈晖忆起父亲对自己身世的自嘲。武昌起义当年，陈田鹤出生在温州永嘉的一个等闲人家，从母姓，原名陈启东。他自小寄养在外祖父家，全家靠父亲在钱庄管理账目维持生计。陈田鹤中学毕业后，家中再无力供他念书，家里人希望他也到钱庄当个学徒。 　　16岁时在家乡第一次听到钢琴的音色，改变了陈田鹤的命运。“它好像把他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心灵就像被冲洗了一次似的干净放光。”陈晖说，陈田鹤不顾家人反对，在故乡一个私立的艺术学校学钢琴，尔后又跑到当时中国第一所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并改名陈田鹤。 　　“陈田鹤半工半读，靠抄曲谱维持生活。”陈田鹤的二女儿陈敦丽说，在救亡图存的年代，选择走上音乐的道路是非常另类的选择，目标却与“弃医从文”的人们一样。“他住在一个三角形亭子间里，一张床、一张小桌子和木凳已经差不多占满了全部空间，墙上挂着一张从杂志上裁下来的贝多芬的画像，上面是他题的贝多芬的格言‘我所关心的是人类痛苦的解救，其他都是余事’。” 　　陈田鹤获得了黄自的器重。黄自教授学生理论作曲，陈田鹤称他为“黄师”。黄师带陈田鹤参观管弦乐队排练，又命他分担自己的编曲和广播工作，甚至了解到陈田鹤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辍学后，特批他免费旁听。接受黄师的教授期间，陈田鹤开始了作曲生涯，逐步成为中国的“舒曼”。 　　德国音乐家罗伯特·舒曼是浪漫主义作曲家的代表人物，“看见一首适合谱曲的好诗，不要对着它发怔，而是要像对爱人一样拥抱它”，他的这句话成为陈田鹤的座右铭。“他要作曲，首先把那首诗反复吟咏，深入理解它的内容，然后考虑整篇的布局，直到考虑成熟了才动笔。”陈田鹤初出茅庐时，除了为欧阳修的《生查子·弹筝》、晏几道的《菩萨蛮·个人轻似低飞燕》等古词谱新曲外，为当时的新诗谱曲最显才华。 　　为徐志摩的现代诗《山中》谱的曲，最有代表性。“陈田鹤采用一个两小节的五声性的旋律贯穿全曲。作品的基本调是降A大调，中间部分在表现主人翁的幻想时，突然转向降D大调和E大调，钢琴伴奏五声音阶的琵音进行就像一阵清风吹拂山中的树林。最后又突然转回降A大调，在幽静浪漫的意境中结束。” 　　陈田鹤的艺术歌曲在抗战胜利后，流传到台湾、香港地区，乃至新加坡，而他自己则在共和国成立后，走向搜集民歌的道路。 　　早在1945年，青木关音乐院的学生们就成立了“山歌社”，搜集、整理、编配民歌，又在第二年举办“民歌演唱会”。身为老师的陈田鹤身先士卒，请当时从西宁来青木关学习声乐的丑辉瑛演唱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由他记谱，用钢琴伴奏改编后推广。 　　1949年后，搜集、改编歌曲仍延续，对陈田鹤却已时过境迁。“我个人愿意贡献一切力量，为创作人民的音乐努力工作。首先应加紧收集民歌，认真学习民歌。”当1950年陈田鹤给妻子的信里写下这句话时，因解放战争无法从家乡温州赶回已在南京复校的音乐院，他正在福建音专任教，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谱写钢琴伴奏。一年后，他与妻子在北京团聚。那时他面临两种选择，或是到天津或上海的音乐学院继续教书，或是潜心创作。他选择了后者，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属于中国的歌剧。 　　不过，与当时音乐学院出身的教授们一样，陈田鹤自由创作的空间很小。“共和国成立初期剧院的机制是上边分配任务，当时的人们认为受过专业音乐教育的人缺乏生活，表现工农兵战斗生活的创作经验不多，直接创作有困难。”陈晖说，那时他父亲主要承担为歌剧配器的技术性工作。而为了创作，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他还出外体验生活，采集、改编民歌，创作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 　　“那时正是‘三反五反’时期，父亲白天搜集民歌，晚上回来就写检查，整理民歌。”陈晖记得，陈田鹤待子女随和，但从不与子女谈论时势，只埋头工作。陈田鹤在1953年查出心脏病，1954年4月到8月，他到浙江8个地区收集民歌，到舟山群岛的海防前线体验生活。一年之后，他被借调到中央歌舞团配合整理出国演出节目，4个月时间完成一年半的工作量，终于累倒，于当年10月撒手人寰。 　　陈田鹤的手稿被子女完整地保留，他“幕后”的贡献逐渐为世人所知。而对12岁丧父的陈晖而言，对父亲最深的记忆是：“他是个特别爱生活的人。家里煮汤圆，他看到汤圆在锅里翻滚，都高兴得不得了。” 　　萤火虫歌曲谱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