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咒原唱正版梵音词 　　留校工作的老同学邀我去母校观光，告别二中以后还没有回去过。门房儿冷漠地把我拒之门外，我不由想起当年传达室和蔼的“老处长”。一边等同学出来认领，一边寻找大门洞老处长的“办公室”。大门开门假，一看就是近年的仿品，老处长办公室和办公室的古老挂钟消失得无影无踪。老同学领我进校，校园陌生而美丽，完全不是记忆的样子。 　　1968年延续着时代的疯狂，老三届被迫离校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军人接管了学校。这年秋天我走进二中，开始了三年多浑浑噩噩的中学生活。 　　二中校园古朴，欧式古典校门、青砖灰瓦老屋和墙角背阴的青苔无不留有旧时的记忆。文革开始后小升初就近分配，我轻而易举进入名校，不免沾沾自喜。军管之下的校园如同兵营，年级为连，班级为排，小组为班，集结时呜呜泱泱像四邻八乡的民团。 　　入学没多久，班里发生大事，五个组织反革命司令部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生被揪出来，据交代，两个穿大皮鞋的同学被拥戴为正副司令领导穿布鞋和球鞋的，最罄竹难书的是计划成事以后将画像悬挂天安门五个门洞之上。这个反动组织大批特批后解散，我和穿皮鞋的正副司令成了哥们儿。 　　我上中学时已经开始复课闹革命，但是闹革命多于复课，我如鱼得水很快适应并喜欢上这种无脑生活。一天老师把我叫出课堂带到六座门东头一间平房。这是个奇怪房间，墙上贴着白色瓷砖，我莫名其妙地想到男厕所小便池，更奇怪的是“小便池”里三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人。文革以后，父母下放离京，家人纷赴外地，我和妹妹相依为命，对陌生人持有本能的警惕。来人以界线、立场、觉悟、后果开场，然后问我在干校的父亲一个月来几封信，信的内容和邮票所贴位置等问题，我据实以告，来人似乎有些失望。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桩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案件，主要以写信方式反对中央文革，特征是邮票贴在信封背面正中央。 　　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教师经过革命洗礼变得十分不靠谱，父亲被专案组调查的消息很快传开，自此我经常收到“你是可教育好子女”的提醒和右手食指第二指关节敲打桌面的关注。 　　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我幸运地成为“工人方队”一员接受毛主席检阅，我受宠若惊。后来听说我是因为个头儿合适补漏充数的，但没影响我对老师的感恩戴德。国庆那天我们工人装束正步经过天安门广场，我随音乐做着规定动作并努力寻找城楼上的伟岸身影，脑海浮现出一篇小学课文:“从飞机上往下看，汽车像甲虫，行人像蚂蚁”。 　　六十年代末，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干了起来，全国深挖洞广积粮，我们参与了拆城墙搬城砖挖黄土拓砖坯等一系列备战活动。校园东操场垒起砖窑，体育老师率领一众干将烧砖，出窑的红砖造型各异。我们还接受过一项去外交部挖防空洞的重要政治任务，任务是在大楼西北角挖坑打通地下室，每天晚饭后出工，半夜收工。一次劳动时遇见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视察，他开玩笑说：“你们这帮小家伙公开挖外交部墙角啊”，我们咧着嘴傻笑。姬部长亲切地叮嘱一定要为我们准备夜宵，我们在坑底拄着锹仰视部长，听说有饭吃，浑身充满力量。外交部食堂为我们准备的是肉丝面，收工后我们甩开腮帮子就跟没吃过饭似的。肉丝面管够不管饱，面盆见了底儿，我们意犹未尽。 　　刚入学时学习俄语，舌头会打嘟噜后改成英语。英语老师总喜欢撅着屁股趴在讲台上，左手擎书，右手从书底下掏过来指点课文，漫不经心地念叨:“啊喔啪替，饿，各老噎死啪替……”，我们随之复述。后来在微信看到一段和尚念《大悲咒》的视频，忽然想起中学的英语课。我曾经口述这段英语请人翻译，得到的回答是“您确定说的是英语？”老同学聚会，聊起这事，到底师出同门，虽然无人会译，但不妨碍合诵。服务员交头接耳，说梵语真好听。 　　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下，我作为少先队中队长张开双臂迎接考试，而且始终收获满分。上中学后接受无产阶级路线教育成绩一落千丈，仅得过一次满分。那天公布期末考试成绩，我物理居然是一百。老师表情怪异，分明怀疑多于鼓励，同桌女生一副悔恨交加的样子，我百口莫辩，真想对她说一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抄她试卷时我生怕全抄对了引起怀疑，故意改错一道题，不料竟然…… 　　七十二中与二中一墙之隔，自称“气死二中”，到头来却被二中“吃”了。七十二中改建成为二中操场，学生们再也不用当街练队。我上学时二中没有正经操场，大门对过南操场有几个篮板，校内东边有单杠双杠秋千吊环，西边有几个水磨石乒乓球台。有限的体育资源被学生们争来抢去，经常下课时老师话音未落，教室已空了一半，拼命跑去“占台儿”。为了准确判定下课，我们利用日影，在教室墙上划记号测时间，成功地将计时工具倒推三百多年。我不参加体育活动，但喜欢看热闹，有个同学可以不加保护单杠双臂大回环，因为我俩形影不离，许多人误以为我是他，屡屡请我上杠来两下，我则背靠单杠笑而不语。 　　岁月蹉跎没有妨碍荷尔蒙分泌，一次生物课，当女老师抱着半尊男性裸模走进来，教室鸦雀无声。肾上腺素升腾，一张张稚气的脸庞窒息充血，裸模腰间神秘的白布成为好奇的焦点。下课后，老师还没来得及把男模拥入怀中抱走，遮羞布不翼而飞，男生哄堂大笑，女生尖叫不已。 　　一次和高年级同学课间遛弯到东小院儿，接受改造的老师在整理鼓号队库房。高年级同学教唆犯似的提议一人顺一个大鼓出去，我说太显眼，他说咱就明目张胆敲着走保准没人拦，等反应过来咱早没影儿了，说着抄起把队号吹起来，激昂澎湃的国歌前奏惊出我一身鸡皮疙瘩。队号不是电影里我军阵地马上失守突然响起冲锋号声大部队从天而降观众掌声雷动那种，队号号身很长很漂亮，高年级同学说他有一把，是在鼓号队当号手时的留念，并答应送给我。自打有了队号，我没时没晌地练吹，却始终跟磨剪子磨刀吹的破喇叭似的，经常撂下铜号出门儿看见邻院奶奶当街拎着菜刀东张西望。 　　那几年我有个“副业”，替胡同老人给插队子女代写家书。“笃学修行，不坠门风”，助人为乐是我的家传，小时候逢年过节，我爷爷短不了为街坊四邻写对联或福字，有求必应。一次我替邻院奶奶给她东北兵团的儿子写信，她神秘地说胡同发生怪事，磨剪子磨刀的神出鬼没，只听喇叭响，不见磨刀人。我内心万般歉疚，书信写的越发富于文采，添加了诸如“见字如面”、“此致敬礼”和“盼归”之类问候语和结束语。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后，毛主席高瞻远瞩，70年11月24日批示野营拉练好。刹那间，祖国各地拉练队伍揭竿而起，二中也成立野营拉练指挥部，发动当年12月和转年6月的寒暑两次大规模野营拉练。 　　老同学在群里晒当年拉练诗集《野营战歌》，我从中找到一首我的小诗:拉练不怕征程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百里行军来锻炼，为了接好革命班。 　　其实我哪会写诗，“傻×青年过马路”是唯一熟记于心的。出征前妹妹根据经验搜集许多她们学校的拉练诗歌给我以防不测，果然不出所料，酷爱写诗的老师征途发起诗歌朗诵，我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从容应对。 　　因为写诗，我们的诗人老师和别班的语文老师还掀起争论，起因是“革命好比浪中船，船在浪中必有难”的诗句，语文老师认为把革命比做要翻的船不妥，诗人老师说革命就是有翻船风险，结果争执不下鸡飞狗跳的。行军途中休息，按照惯例男左女右方便，这可难为了女生，大家围成一圈也难免“白驹过隙”。一次休息，男生方便回来眉飞色舞地说语文老师裤带系成死扣，夹着腿解了半天，后来一把没摁住，跟机枪扫射似的，结果被年轻女老师听到，瞪了眼我们转身捂嘴好一阵儿前仰后合了，并且落下毛病，见到语文老师就忍不住，边摆手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没事，没事”，弄得语文老师像个丈二和尚。 　　同学的父母去了干校，家里没大人管着，成了我们聚众吹牛起哄架秧子的理由。在那个敏感年代，老师很快察觉到阶级斗争新动向，大小批判会上攒出许多新词儿，诸如“花花球（西瓜）上有阶级斗争”，“瓶子口上（汽水）有阶级斗争，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并给我们冠了个很嗨的名字——裴多菲俱乐部。连裴多菲是谁都不知道的我们一夜间成了他的VIP，同时还得口诛笔伐这位不曾谋面的俱乐部主任。我不以为然，毕业分配时，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1972年，同学们陆续穿上工装走上工作岗位，和老师有过节的和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也相继去往农村插队，孤独的我依然每天真诚地捧起希望的太阳，直到一天，跟随从干校分配到外地工作得父亲远赴大西北。 　　这年的秋天，正是四年前入学的季节。那天，金色的太阳照例从东方升起，我揣着北京二中的介绍信和户口迁移证明去赶乘西去的火车，当最后一次回望，我看到霞光万道撒下一地破碎的秋阳。 　　大悲咒梵文歌词版歌曲下载